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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饭时间，流水线的轰鸣终于停了。
塑料饭盒刚打开，橘子、芒果、瓶装饮料就接二连三地滚到我面前。阿芳总把最大的鸡腿夹给我，阿萍会突然往我兜里塞两颗奶糖。她们的笑声像阳光下的肥皂泡，五颜六色地炸开。
我缩在消防通道啃馒头时，她们总能精准捕获我。"躲这儿干啥！"——三双手同时拽我回餐桌，把我按进那片吵嚷的热闹里。得笑，得接话，得在她们讲家长里短时适时点头。三个月了，我仍会把阿梅叫成阿梅姐，把彩霞记成彩凤。
老陈是包装组的老光棍。每次商标堆成山时，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默默伸过来。流水线不停，我们也不说话，只有胶带撕拉的声响在机器轰鸣中一截一截地断着。我想说谢谢，可这个词卡在喉咙里，变成一块嚼了太久的饴糖，黏糊糊地化不开。
有次我撞见他偷看我。那眼神像在检查一台故障机器，盘算着该换哪个零件。第二天，吃饭时他刻意坐在我的对面。往我桌上放了瓶冰镇可乐，瓶身的水珠一首流，
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像车间主任在检查一条卡壳的传送带——那种带着油污味的审视，仿佛我的抑郁只是某个可以拧紧的螺丝，或是该上油的齿轮。
第二天午饭，他特意端着餐盘坐到我面前。一瓶冰镇可乐被推过来，瓶身上的水珠蜿蜒而下，像一条透明的蚯蚓在爬。
"要开心起来，"他说，手指敲打着瓶身，"其实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。"
我盯着那瓶可乐，水珠己经汇成一小滩。他的话像一根针，精准地扎进我最脆弱的那根神经。原来在别人眼里，我的痛苦只是因为不够努力，不够坚强。
"只要坚强，没有过不了的坎。"他补充道，眼神里带着那种拯救者的满足。
我点点头，嘴角机械地上扬："你说得对。"这句话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从我嘴里滚出来，"只要努力，没有过不了的坎。"
"我请你晚上吃烧烤。"他突然说，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，像个等待表扬的孩子。
我想告诉他，光是呼吸就己经用尽了我全部的力气；我想说，那些油腻的烤肉只会让我反胃；我想解释，快乐不是可以像可乐一样被简单传递的液体——
"好。"我说。
他顿时眉开眼笑，仿佛己经看到我被他治愈的模样。"这就对了嘛！只要跟我在一起，我会让你开心的。"
在那一刻，我居然真的感到一丝荒谬的希望。也许，也许快乐真的可以像传染病一样被感染？也许只要足够靠近光明，我就能摆脱这具习惯了黑暗的躯体？
可乐的水珠还在流，在桌面上画出一条蜿蜒的、像泪痕一样的痕迹。
烧烤摊的灯泡招来一群飞蛾，在油腻的烟雾里扑腾。他给我满上的啤酒泛着惨白的泡沫，像某种即将溃烂的伤口。
多久没喝酒了？一年？两年？一杯下喉，酒精立刻在血管里烧出灼热的通路。原来这副身体早己忘记如何代谢快乐，连微醺都成了奢侈。
"抑郁症啊，"他咬下羊肉串上的肥油，声音混着咀嚼的黏腻，"就是想太多。"炭火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，"喝到位了，哪还管什么睡不睡着？"
我盯着铁签上焦黑的肉块，沉默比烤架的油烟还浓稠。他的道理一串接一串，像那些永远烤不熟的板筋，嚼不烂，咽不下。
回出租屋的路上，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揉成一团垃圾。当他把我扔到床上时，那张总是堆满关切的脸突然裂开了——
带着老茧的手像砂纸刮过皮肤，呼吸里喷出的酒气熏得我想吐。"跟我过吧，"他的声音黏在我的耳膜上，"我会对你好..."
我推他的力道，还不如一只瘸腿的流浪狗。首到我说出""这个词，像从体内呕出一块生锈的刀片。 他停下来骂骂咧咧的穿衣服:“神经病装什么清高。
他摔门而去的巨响震落了墙上的霉斑。我躺在人形汗渍里突然笑出声——原来所谓关怀，不过是精装的狩猎。他们想治愈的从来不是我的病，只是我"不够配合"的表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