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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像个发怒的老怪物，扯着嗓子轰隆隆地响，载着我那点可怜的盼头，慢慢停在了上海站。我一踏出车站，那高得戳破天的大楼、宽得没边的街道，一股脑儿闯进我眼里，刺得我脑袋首发懵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穿得土里土气，像刚从田里头爬出来的大爷，咳嗽几声，“噗”地往地上吐了口痰。好家伙，几个戴红袖章的大妈跟从地缝里钻出来似的，“嗖”地一下就把大爷给揪住了。大妈们手跟抹了油似的麻利，写了张纸条，扯着嗓子喊：“随地吐痰，罚款十块！”那手跟铁钳子似的，死死拽着大爷不撒手。大爷脸涨得跟猪肝似的，估计兜里没钱，急得话都说不利索：“我身上没这么多钱呐，我把它擦了还不行嘛？”边说边在身上乱摸，好半天才掏出点卫生纸，弯下腰，吭哧吭哧地把痰擦干净。可大妈们哪肯善罢甘休，像讨债鬼似的，非要那十块钱不可。
我没心思看他们扯皮，扭头就往城里热闹的地方撒腿跑。我都快饿成皮包骨头了，得赶紧找个有人气的地儿，弄口吃的把肚子糊弄住。上海这大城市，路上的姑娘们穿得花里胡哨，妆化得那叫一个艳，香水味儿飘老远。我眼巴巴地瞅着那些俊男靓女晃过去，心里头首冒酸水，想着自己啥时候也能过上那种好日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住大屋子，再也不用遭这罪。可这干净得过分的街道，不是我要的，我得去那些乱糟糟、闹哄哄，满是烟火气的地方，只有那儿，我才有活下去的机会。
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可算找到了个和上海繁华劲儿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这儿全是些在生活里苦苦挣扎的人，一个个灰头土脸，看着就像我一样倒霉。我手脚麻利地偷了点吃的，狼吞虎咽，可算把肚子给糊弄住了。接着，就得找个能挡挡风、遮遮雨的地儿。在这大上海，找这么个地儿，比登天还难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在大街上凑合着睡。可这也不是长久事儿，那时候到处都在赶那些没地儿去的人，我稍不留神，就得被抓起来送回老家。有好几回，要不是我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早就被遣送回去了。
我没身份证，想找个正经工作，门儿都没有。白天我就找个没人的旮旯睡觉，晚上就跟个孤魂野鬼似的，在大街小巷、人堆里晃悠。那时候，上个厕所都得掏钱，更别说洗漱了。不过运气还算好，我发现一个小饭店后门有个水池，估计他们常在那儿洗菜，那水龙头可救了我的命。我等饭店关门、没人的时候，就偷偷跑去洗头、擦身子，有时候还洗衣服，好歹能把自己弄干净点儿。
可能是在外头晃悠久了，霉运还是找上门，我被抓了，关进收容所。里头关着天南海北的人，一个个看着都挺惨，眼神里全是绝望，估计都跟我一样，想在这城里扎根，又西处碰壁，没地儿可去。收容所里人挤人，味儿熏得人首想作呕，屎尿味、汗臭味搅和在一起，到处都是。每个房间都塞得满满当当，人跟人贴在一起，马桶边上都坐着人。工作人员就知道问我们从哪儿来，要去哪儿，然后把我们送回老家。轮到我时，我把嘴闭得死死的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他们怎么问，我都不松口，我死也不想被送回那个让我害怕的地方。他们没辙，给我找了个打杂的活儿，我才不干呢，他们前脚把我送去，我后脚就跑了。又回到老地方，接着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。
有一天，我偷衣服的时候被人发现了，吓得我撒腿就跑，慌里慌张的，一头撞上一个人，自己也摔了个狗吃屎。我刚爬起来，那人就拉住我胳膊，跟疯了似的嚷嚷着要我赔医药费。正着急呢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走过来，她眼睛一瞪，像个护崽的母兽，让那人松手，轻声问我：“小姑娘，咋回事？”我带着哭腔说：“他们追我！”女人一把把我拉到身后，大声说：“你躲我后面，别怕，有我呢！”接着，又有几个人站出来帮忙，我这才躲过一劫。
危险过去了，女人拉着我进了一家卖面条的小店，我俩各点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。吃完面，她带我到一个像公园的地方，找个地儿坐下。这时候，我们才开始唠起自己的事儿。我没提被拐卖的事儿，这种倒霉事，我不想再提，一提起来，那些痛苦就跟潮水似的往脑袋里灌。她知道我一个人在上海，没住的地儿，也没工作，就说：“小妹妹，我老家在安徽。你跟我去安徽吧，我们那儿还不错。我给你找个年龄差不多的人嫁了，你就不用到处流浪了。”我一听，心里动了一下。这些年，我就像个没根的草，到处飘，早就累得不行了，太想有个自己的家，能睡个安稳觉，吃顿热乎饭。于是，我狠狠地点点头，跟着她和她男人，坐上了去安徽的客车。
到了安徽一个不算太偏的村子，我先住在她家。那阵子，有不少人来看我，可他们都比我大，我都给拒绝了。她也没逼我。后来，来了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，长得不算好看，但也不丑。起码，我俩年龄合适。就这么着，我跟着他回了家。当然，他家里给了那女人一笔钱，算是路费。
男孩叫小刚，比我大三岁，性格吊儿郎当。又喜欢赌钱。家境也不好。当地姑娘。自然看不上他。没几天，他家摆了几桌简单的喜酒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嫁了过去。从那以后，我总算有了个家，就像那浮萍，终于有了根。虽说和公公婆婆住一块儿。好在他们不管我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正是我一首盼着的。
刚开始，我俩感情还行。他家情况得说说，公公婆婆生了三个女儿，都嫁人了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在上海打工。我嫁过来后，就帮着干农活、做饭、操持家务。婆婆这人还不错，就是爱唠叨，不过干活是把好手。公公呢，整天端着个茶杯到处闲逛，就知道赌钱。为这事儿，公：公婆婆没少吵架，吵得凶的时候，锅碗瓢盆都能摔一地。小刚估计是受他爸影响，也染上了赌瘾。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不过好歹能吃饱饭。我也没啥可挑的，毕竟不用再流浪挨饿了。那些日子，我心里挺平静，就是以前在外头吃的苦太多，我都快忘了怎么笑了，老是被婆婆念叨，我也懒得理她。
没多久，我怀孕了。公公婆婆知道后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对我照顾得也周到。在婆婆的照顾。下，第二年春天，我生下一个儿子。可看着这孩子，我心里没啥感觉，可能是我年纪太小，还不懂啥是当妈的滋味。毕竟，我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。虽说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日子过得安稳，可以前那些可怕的事儿，还像噩梦一样缠着我，常常半夜把我吓醒，浑身都是汗。
小刚的弟弟小强从上海回来，带了个漂亮又时髦的女朋友，没几天就结婚了。我和小刚从婆婆家搬出来，分了两间破房子。分开过以后，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。小刚又懒又馋整天就知道赌钱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家里经常吃不上饭，我只能厚着脸皮去婆婆家蹭饭。我穿的衣服，大多是姑姐们不要的。他不出去挣钱，还赌钱，欠的债越来越多，最后竟然去偷东西，人家的鸡鸭、地里的菜，甚至是钱，他都偷。
1991年夏天，安徽遭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，婆婆家和我家的房子都被冲没了。洪水退了以后，国家出钱给受灾的人盖了房子，我们也分了三间瓦房，还拿到一些补贴。那时候，好多人去上海打工，挣了不少钱。小刚眼馋，也跟着去了。结果过年的时候，别人都揣着钱回家，他连路费都得找别人借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想出去打工，整天在家赌钱。家里没钱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我俩吵架越来越多。他赌钱输了，就拿我撒气，动不动就动手打人，家暴成了家常便饭。有时候他打得狠了，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连床都下不了。
本来我俩感情就不深，这么一来，最后那点情分也没了。我好几次说要走，想逼他改，可他知道我舍不得孩子，根本不当回事，下手还越来越狠。有一回，他拿着菜刀追着我砍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躲到婆婆家，命都没了。从那以后，那个家我是再也不敢回了，每天只能躲在婆婆家。
过年的时候，大姑姐从温州打工回来。我就想着跟她去温州闯闯。商量好把孩子留给婆婆照顾。过完年，我和大姑姐还有她男人，一起坐上了去温州的客车。一路折腾，总算到了温州。通过劳务市场，我们很快找到做皮鞋的工作。工作的地方是个石棉瓦搭的破棚子，又小又简陋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。我和大姑姐就在这儿，开始了第一份正式工作。大姑姐的男人在外面开车，没和我们一起。每个月工资三百块钱，老板娘还算厚道，管吃管住。每天都得用胶水刷鞋底，那胶水腐蚀性可强了，没几天，我的手就变得又粗又糙，全是一道道血口子，疼得钻心，晚上睡觉都能疼醒。那些日子，我忙得连想儿子的时间都没有。
一放假，大姑姐就带我去温州最热闹的市中心。那儿可真是繁华，到处灯红酒绿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再看看街上那些姑娘，穿得洋气，妆也化得好看。瞅瞅自己，没几件像样衣服，毛衣都起球了，土得掉渣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从井里爬出来的蛤蟆，啥都没见过。我暗暗发誓，再也不回那个没一点温暖的家。我要拼命干活，攒够钱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我还年轻，不能就这么窝囊地过一辈子。可我心里也清楚，往后的日子，指不定还有多少苦等着我呢 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