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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钦在许老丈家铩羽而归，并没有让“告缗”的风潮有所收敛，反而像是在滚油里浇了一瓢水，激起了更诡异的浪花。
一方面，杜钦似乎因为在我这里碰了个软钉子，又没能从许老丈这样的“大鱼”身上捞到足够的油水，变得更加恼羞成怒。他对其他被告发者的处理，愈发严厉和不留情面。沮阳县城的大牢里，据说己经塞不下了，临时征用了几处废弃的仓库关押“缗钱罪人”。每天都有人被抄家，每天都有破碎的家庭和绝望的哭喊。
另一方面，告密的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和阴险。既然像许老丈这样有声望的人都可能因为证据不足，或者说杜钦权衡利弊后暂时放过而逃过一劫，那些想要通过告密发财或者报复的人，就开始在“证据”上下功夫。
伪造账本、故意设套、收买证人……各种肮脏的手段层出不穷。以前或许还只是基于猜忌和贪婪，现在则掺杂了更多的精心算计和恶意构陷。
阳关亭地界的气氛，变得前所未有的压抑和诡异。
人们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麻木、警惕和深深的疲惫。邻里之间不再走动，家家户户都关紧了门户，仿佛外面不是熟悉的乡土，而是布满了陷阱的丛林。
就连孩子们玩闹嬉戏的声音都少了很多，他们似乎也从大人们凝重的脸色和压抑的氛围中，感受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。
我这个亭长，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。虽然上次我“保”了许老丈，但并没有多少人因此感激我。他们反而更加害怕我。因为我掌握着上报或者压下举报的权力，我的每一次出现，都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的降临。
我去村里巡查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一片死寂。人们要么远远避开，要么垂下头，假装没看见我。我甚至能感觉到背后那些充满敌意和恐惧的目光。
王老五和李二狗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。他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执行公务时也总是心不在焉。王老五私下里跟我抱怨过几次：“亭长，这日子真他娘的没法过了！以前抓盗贼、调解纠纷，虽然也累，但心里踏实。现在倒好，整天跟防贼似的防着乡亲，也被人当贼似的防着，憋屈！”
李二狗则动了别的心思。他不止一次暗示我，说某某家肯定有钱，只要我们“运作”一下，弄点“证据”出来，上报给杜大人，说不定能分点好处。
我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。“二狗！你给我把这心思收起来！我们是朝廷的差役，不是土匪！这种丧尽天良的钱，你也敢挣？”
李二狗被我骂得灰头土脸，不敢再提。但我知道，他的想法，恐怕代表了不少人的心声。在这场疯狂的运动中，坚守良知，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。
赵三倒是变了不少。自从上次替我解围后，他似乎对我多了几分敬重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。虽然干活还是不怎么麻利，但至少不再偷懒，看我的眼神也少了些轻慢，多了点……嗯，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有时候，他会欲言又止地想跟我说些什么，大概是关于他那个县尉姐夫的事情，但我总是找借口岔开。我知道，杜钦那条线，我沾不得，也沾不起。
许老丈最终还是“自愿”向县里缴纳了一大笔“算缗钱”。具体数目没人知道，但据说他卖掉了大半的田产和城里的一处药铺，才勉强凑够。他家那座原本气派的大院，如今也变得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。
我去拜访过他一次。他明显苍老了许多，精神也大不如前。我们相对无言，坐了很久。最后，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叹了口气：“张亭长，时局艰难，你好自珍重。”
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知道，他虽然嘴上说不怪我，但我们之间，终究是有了隔阂。那道因为“告缗”而产生的裂痕，恐怕永远也无法弥合了。
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，告缗运动对地方经济的破坏也是毁灭性的。
商人们不敢再经商，纷纷收缩业务，甚至关门歇业。因为生意做得越大，目标就越大，被“告缗”的风险就越高。
手工业者也人心惶惶。像老胡铁匠那样，就算之前侥幸没被查出什么“隐匿财产”，也不敢再轻易开工。一来怕被人盯上，二来市面萧条，打出来的东西也卖不出去。
就连种地的农民，也受到了波及。有些农民农闲时会做点小买卖，或者放点短期借贷，现在也不敢了。而且，由于商路不畅，很多农产品也卖不出去，或者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指定的“平准”机构。
整个沮阳县，乃至整个大汉，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停滞状态。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少，物价却因为供给不足而飞涨。百姓的日子，比以前更加艰难。
我记得那年秋天，收成还算不错。但乡民们脸上却没有丰收的喜悦。因为粮食卖不出好价钱，而赋税和各种摊派却一点也没有减少。很多人交完赋税后，家里剩下的口粮，根本撑不到明年开春。
“这日子，可怎么过啊……” 人们唉声叹气，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绝望。
讽刺的是，这场祸国殃民的“告缗”运动，似乎并没有真正让国库充盈多少。
我听县里的小道消息说，虽然抄没了不少所谓的“赃款”，但大部分都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了。真正上缴到国库的，十不存一。而且，为了维持这场运动，官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抓人、审讯、关押、运输，这些开销也是巨大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场运动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，打击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。从长远来看，对国家财政的损害，恐怕远远大于它带来的短期收益。
当然，这些深层次的问题，不是我一个小小的亭长能够看透，更不是我能够左右的。我能看到的，只是身边实实在在的苦难和荒谬。
有一天，我去巡查西边的驿道。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，推着一辆独轮车，艰难地往前走。车上装着几个破旧的箱子，看起来像是全部家当。
我上前盘问。老者告诉我，他是邻县的一个小商人，做了几十年买卖，也算小有积蓄。但因为害怕被告缗，干脆关了铺子，变卖了家产，准备带着家人回乡下老家，买几亩薄田，从此不再经商。
“这世道，钱越多，祸越大。” 老者苦笑着说，“还是当个穷哈哈的农民，踏实。”
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连商人都想着回去种地了，这个国家，还有希望吗？
告缗运动，就像一场巨大的瘟疫，它不仅夺走了人们的财富，更摧毁了人们的信任、道德和对未来的希望。它留下的，是一片凋敝的经济，一个破碎的社会，和无数颗冰冷而绝望的心。
我不知道这场风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或许它永远不会真正结束，只是会以不同的形式，在不同的时间，反复上演。
作为这场风暴中的一粒尘埃，我能做的，似乎只有咬紧牙关，努力活下去，并且，尽量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点尚未泯灭的良知。
但这，真的能做到吗？
我抬起头，望向灰蒙蒙的天空，感到一阵深深的迷茫。
